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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生命叙事

作者：张舒涵，深圳大学医学部2022级临床医学专业

被忽视的生命叙事

在医学院第三年的解剖课上，我握着手术刀第一次划开人体的皮肤。乳白色的脂肪层在无影灯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肌肉纤维的走向像河流的纹路般清晰。

这本该是医学的神圣时刻，可我突然就想起安妮·博耶在《未死之身》里写的一句话：“我的乳房变成了一个病理学标本，而我还是活着的。”解剖台上的身体和书里描写的“被当成医学研究对象的病体”，在消毒水的气味中形成一种沉默的呼应。那一刻我意识到：医学在讲述疾病时，常常遗忘了疾病背后那个活着的人。

后来在肿瘤科见习，我见到了许多好像被各种医学术语代表了的病人，他们本身似乎成了被编码的身体。23床的张阿姨，她是乳腺癌患者，查房记录里写的是“右乳浸润性导管癌Ⅱ期”，在医嘱系统里是“T2N1M0”。可我记得，在某次查房的时候，她曾轻轻拉住医生的白大褂，声音颤抖地问：“医生，我的女儿还能记得妈妈原来的样子吗？”就在这一瞬间，那些冷冰冰的字母和数字好像都没了意义。安妮・博耶在书里描写化疗过程，形容“毒药像液态的月光注入血管”。而张阿姨手臂上蜿蜒的PICC管，好似正提醒着我：每个医学符号背后都蜷缩着一颗盼望着被理解的心和一个等待救赎的灵魂。

一个雨夜，急诊科送来一位乳腺癌骨转移的患者。我还记得，值班医生低声说了句“终末期”，患者家属当时就瘫坐在了走廊。这时候我又想起书里那个残酷的描述：癌细胞是最勤奋的学生，它们永远在背诵生存的经文。这种将疾病拟人化的叙事，悄然揭开了现代医学“祛魅”外衣下的裂痕——当我们只将疾病视为病理知识的集合，是否也同时遗忘了那个承载疾病的人？

有一次，我在门诊跟着老师看病，遇到一位年轻的乳腺癌患者。我们静静地注视着她，看她很认真地调整着自己的义乳，试图让它的外观更自然。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让我想起安妮笔下“用硅胶来找回生活的尊严”的荒诞。当年轻的患者掀起衣服，露出手术后的那道瘢痕时，那道疤就好像在说话一样，替她讲述更衣室里的躲闪，讲述亲密接触时心里的惶恐不安，讲述她每次照镜子时的失落……这些不被写入病例中的细节，恰恰构成了疾病更真实的样貌。

在安宁疗护课上，在姑息治疗病房，我见过癌细胞转移至肋骨的病人，疼得厉害的时候，他就用指甲轻轻敲床栏。安妮在《未死之身》里描述疼痛“像教堂钟声在骨缝间回荡”，看到这一幕，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更深了。我们平常习惯使用疼痛量表，把病人的疼痛用0-10的数字表示，可有个患者却对我说：“我的疼不是数字‘5’，是小时候掉进冰窟窿那种刺骨的‘5’。”量表之外，患者的疼痛仍有自己的语言。

记得老师曾告诉我们，乳腺外科开晨会的时候，主任医师总会留出5分钟时间阅读患者来信。这是因为有个患者曾在化疗日记里写：“当你们讨论我的免疫组化指标时，能不能也记得我爱喝杨枝甘露？”安妮在书里也问：“医疗系统何时才能停止制造孤独？”于是我想，如果我们在写病程记录的时候，能加上“患者女儿下周高考”这样的备注，病历是否也会温暖几分？后来，在医学人文课上，我们开始尝试这种温暖的记录方式。在老师指导下，我们学习书写“平行病历”记录下患者的生活故事。其中一份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病历里，既写了“Her2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这样的医学判断，也写了“最爱《红楼梦》第五回”。这两种记录被放在一起，可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更像是医学与生活在此轻轻交汇，两种叙事终于达成了温柔的和解。

合上《未死之身》的那天傍晚，医院走廊上的夕阳照在自动叫号屏上。屏幕上跳动的红色数字和玻璃幕墙外的晚霞重叠，我好像看到许多患者的故事在这光影里静静流淌。作为医学生，我们既要掌握将身体解析为组织切片的能力，更要保持聆听身体叙事诗的敏感。或许真正的医学人文，就隐匿在病理报告的段落间隙、CT影像的灰度渐变、患者疼痛时留下的细微痕迹里。当有一天我们能在开医嘱时听见超声探头下的心跳韵律，在写病程时触摸到文字背后的生命温度，医学才能真正成为连接生与死的彩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