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丽亚，深圳大学医学部2020级临床医学专业

        疾病是什么？在查询了无数的资料后我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在字典中，疾病被简单地释义为病的总称。在一些人的口中疾病也可以被复杂的解释为由外界环境改变或患者体内内环境紊乱而出现机体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细胞凋亡坏死加速，这种导致患者身体发生改变的病理性状态。但由于疾病与人类关系密切，很多时候它不仅仅只是疾病。对于很多超出人类理解的，难以治愈的疾病，人们总会给它附上各种各样的隐喻。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文章中，疾病不仅仅指个体生命的痛苦体验，还可以隐喻整个时代的伤痛。如大作家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描写“疾病”从来都不只是为了表现个人的身体痛苦，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形而上意味。其笔下的疾病描写始终不止于身体的疾病本身，而是从身体指向精神，从个人指向民族。《药》中描写了肺痨患者华小栓吃沾满革命启蒙者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治病，读到这里的时候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不寒而栗。革命者被残忍杀害，革命对象不止促成了这场杀戮，竟还要用革命者的鲜血治病，这是整个国家的悲哀，是整个民族的悲哀。由疾病传达出来的绝望情绪，像寒气渗进每个读者的心里，使人不敢忘记。

而在《疾病的隐喻》这本书中，苏珊•桑塔格曝光了疾病背后的隐喻，把将疾病还给疾病，将加注在疾病身上的想象还给科学。书中写到的结核是文学作品中涉及隐喻最多的一种疾病，它被冠以忧郁和敏感的标志，甚至成为精致、优雅的代名词。肖邦、契诃夫、雪莱、梭罗等西方文化史上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死于肺结核，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被罩上一件情趣高尚的美学外衣。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肺结核还被当作上层社会独有的病种和最具美感的疾病，患上肺结核这种传染病就意味着人格的提升，每一位结核病患者其身份都比普罗大众高贵。因为得了结核病的人会终日咳嗽，皮肤苍白，身体也极度消瘦，似乎变得透明，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才艺术家最完美的形象。所以在19世纪，结核病也是罗曼蒂克的代名词，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结核病就是艺术家最完美的归宿，甚至有很多人为了变成这种形象而故意去感染结核病。直到1882年之后，当人们发现结核病不过是由于结核杆菌这种细菌的感染时，人们才揭开了结核病神秘的面纱，对它的隐喻才逐渐消退。

与罗曼蒂克的结核病不同，癌症却从来就只被看作灾祸。在隐喻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无数人谈癌色变。癌症被认为是一种现代工业疾病，被描绘成了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在桑塔格治疗乳腺癌的过程中，她就发现自己和病友对癌症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厌恶并且以此为耻。桑塔格认为，癌症本身被污名化了，疾病被人们人为地加上了诸多隐喻后，甚至成了患者治疗的心理障碍和负担。而就艾滋病和梅毒而言，由于此类疾病特殊的传播方式，人们对其的偏见更盛。于是无数艾滋病患者被推上了道德法庭的被告席和审判台，那些在生理上尚没有死亡的患者，却在巨大而无形的道德谴责和舆论压力下，放弃治疗、陷入沉沦以至提前结束了生命，由此可见罹患传染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边人乃至整个社会对传染病隐喻化，无辜的患者需要经受病魔和“隐喻”的双重摧残，换言之，隐喻是各类传染病患者死亡的主谋和杀手，“隐喻”后的传染病比真实的传染病更为狰狞与恐怖。

疾病背后隐喻的可怕之处不仅仅显现于之前所发现的疾病之上，在如今新冠疫情肆虐的时代，那些于不经意间的被动地患上新冠病毒的人可谓是当下最悲催的人，即便是已经治愈的新冠患者，在他的心中可能还会存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事实上这绝非患者本人的问题，而是由将隐喻附于疾病之上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说，“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为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当然在现代医学还没有对新冠病毒得出科学结论之前，人们还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新冠病毒，于是由新冠病毒衍生的各种隐喻也就在所难免。但是我相信随着文明的进步，对于新冠，对于新的疾病，我们必定会揭开他们的真面目，也必定有手段将其征服。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

由是观之，出现新的疾病并不可怕，这本来就是无法避免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仍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病症：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总会映射到疾病之上，把一个个自然或物理问题，变成道德或精神问题。疾病只是疾病，不存在任何启示，不应也不必附带任何隐喻。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碑上刻着一句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面对那些无法治愈的疾病，或许，这才是我们应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