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七百天

作者：苏飞妍 

深圳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2024级 

“苦难既然把我推到悬崖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再唱支歌给你听。”

窗边的老人

陈梦兰老师向我们介绍病情时，张爷爷就安静地坐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病房窗边的椅子上。午后暖阳透过百叶窗，在他身上切出明暗相间的条纹。他脸上的口罩遮住了下半张脸，却遮不住那双令人印象深刻的眼睛。里面没有病人常见的疲惫或浑浊，只有一种淬炼后的清亮，带着教师倾听般的专注。感受到我们这群年轻医学生小心翼翼的打量，他反而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没等我们问，他主动俯下身，撩起右腿裤脚，后侧一块巴掌大的皮肤颜色斑驳，那是两年前肉瘤手术和植皮后留下的痕迹。他示意我们可以触摸，手指摸上去带着点发硬的触感，不管多么触目惊心，也不妨碍他说起过往时，语气里满是平和。

张爷爷是湖北人，一名退休教师。2017年跟着考进深圳当公务员的儿子来到这，本来想守着小孙子，享受悠闲的退休日子，没成想2022年年底，一次洗澡时的偶然触摸，打破了所有平静。他摸到右腿后侧长了个包，有鹌鹑蛋那么大，不红不肿，不疼不痒，跟身上长过的良性脂肪瘤没两样。老人的经验主义和一点讳疾忌医的侥幸，让他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想着过阵子说不定就消了。

可天不遂人意，包没消，反倒像吹了气似的长起来，儿女急得催他去医院。2月，张爷爷去龙岗区中心医院做彩超，医生说“像是皮样囊肿，良性的，切了就好，不用担心”。3月，他躺在手术台上也没多想，以为这只是个小手术，醒了就能回家带孙子。没想到病理结果出来那天，医生拿着报告跟他说“是高级别粘液纤维肉瘤，恶性的。”张爷爷说，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手里的保温杯差点没拿稳，“我活了六十多年，从没跟‘癌’‘恶性’沾过边，这次还是个‘高级别的’，我当时一下子就慌了，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六小时的手术台

 3月31号，他又上了手术台，这次是扩大切除，还要植皮。手术中医生一边切除，一边把组织送去做冰冻病理，就为了确保切缘没有肿瘤细胞。张爷爷躺在手术台上，听着器械的声响，一躺就是6个小时。在他的回忆里，清醒是多于模糊的、平静是多于恐慌的、感激是多于担忧的。手术结束时他的右腿裹着厚厚的纱布，连带着一段神经也被切掉了，从小脚趾到小腿，总觉得麻木，像裹了层厚棉花。

可是一切才刚开始。医生说他的肿瘤必须做辅助化疗，21天一次，要做6程。“化疗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候了。”张爷爷说这话的时候眉毛都拧了起来，平静的眼瞳也微微颤动着泛起一丝波澜。此时的我恍然惊觉，“化疗”这个对医学生来说早已烂熟的词汇，对患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仿佛一无所知。我试图跟着张爷爷的词句和语气去想象、去感受——第一滴药液进入了血液，那是一种深不见底的寒冷。疲惫感不是渐渐袭来，而是瞬间淹没了一切。“我”最无法抗拒的是恶心感，它不在胃里，而在每一寸意识里，即使是清淡的白粥也在瞬间被扭曲成令人作呕的铁锈味。“我”甚至视力衰退到看不清镜子里眼神空洞、头发稀疏的自己。当身体被剥离到最原始的状态，当所有世俗的欲望都被简化成“不吐出来”、“能睡一会儿”时，我才看见过往平淡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而现在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雾，仿佛黏在了皮肤上。

 心向阳光，一路吟唱 

“其实我觉得很满足，化疗真的很痛苦，但是我真的很幸运。”听到这里我才回过神来，身上没有纵横纠缠的输液管，只有暖黄色的午后阳光。

被问及怎么看待这两年的抗争，他说他不希望儿女为他操心太多，不希望成为儿女的负担。“留不住的人就是留不住，但是意志坚强的人会走下去，”他点点头接着说，“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脑袋是炸开的，慢慢地就接受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医生，而且我自己也没想过放弃。”是啊，与疾病抗争就是一场用身体和意志进行的最残酷的谈判，我们以此刻的痛苦为筹码，向命运兑换一个不确定的名为未来的明天。但在每一份清醒的痛苦中，我们都无比确切地知道——我正在活着，用尽全身力气，活着。

现在的张爷爷坚持复查，都未见肿瘤复发，他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上。临走时，他站起身，右腿虽走得慢了些，却很稳当，他眼里又漾起那种教师充满期望的笑意，跟我们挥挥手说“很高兴和你们聊天，你们以后也会是好医生的”。

当我重新提笔回忆张爷爷的故事时，发现他提及最多的不是痛苦，而是感激，不是绝望，而是庆幸。我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真正的光明，并非没有黑暗的时刻，只是它从未被黑暗所淹没。与瘤同行的日子或许注定崎岖，但只要心向阳光，一路吟唱，岁月终会以它特有的方式，回报以温柔与宽广。

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首从悬崖边升起，飘向更广阔晴空的，坚韧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