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病历 | 虫与蝶

虫与蝶

一个家庭医生的生死课

丁俊岭

深圳市大鹏新区医疗健康集团

三溪高源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本文系深圳市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2026年年会

暨首届深圳全科医师叙事医学演讲比赛获奖作品

深圳的夏天总是又长又闷。黄先生是我签约了六年的高血压患者。六年来，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准时来社康取药，血压控制得一直不错，人也像他的血压一样，稳当、规律。关于限盐、作息、药物副作用，我们谈过很多次，熟悉到有时我不用翻档案，也能说出他的用药方案。但那个周四上午，他坐到我面前时，我就觉得不太对。

血压计上的数字停在 168/102 mmHg。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问我是不是要调整用药，只是沉默了很久，才抬起头，低声说：“丁医生，我妈87岁了，糖尿病足，脚烂了。她死活不肯去医院，说不挨那一刀。我该怎么办？”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今天不是来复诊高血压的，而是作为一个被压得喘不过气的儿子，来求助。签约六年，我知道他是独子，父亲早年去世，母亲一直和他同住。可直到这一天，我才真正被这个家庭推到门口：我曾熟悉他的血压、用药、复诊周期，却并没有认真问过他，照顾老人累不累，家里有没有别的帮手。想到这里，我写家庭病床申请单时，笔尖顿了一下。

“建个家庭病床吧。”我对他说，“我先上门看看，再一起想办法。”

#纱布

第一次去黄先生家，是当天下午。门一推开，一股混杂着腐败气味、外用药膏和久病老人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黄阿婆半靠在床上，人很瘦，眼睛却很亮。

黄先生解开她脚上缠着的纱布时，我至今还能想起眼前的那一幕：足部坏疽，趾间和部分足背组织发黑坏死，创面深处还能看见蛆虫蠕动。说实话，那一瞬间，我几乎本能地想往后退。但临床工作这些年教会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病人面前先把自己的反应收住。我蹲下来，尽量平稳地评估创面范围、深度、渗出和周围皮温，又问她疼痛情况。

“0到10分，您觉得现在有多疼？”

她说：“2分。早就麻了。”

我又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黄先生。他眉头一直拧着，手不停地搓。我大致能判断，过去这段时间，他承受的照护压力已经明显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那天他血压升高，不只是药物问题。

我没有一上来就劝黄阿婆去做截肢手术。对于一位87岁、高龄、多病共存、坏疽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的老人来说，手术未必意味着更好的结局；而对她本人而言，对疼痛、风险和失去身体完整性的恐惧，也是真实存在的。医疗决策不能只从“病能不能治”出发，还得看病人愿意承受什么。

我搬来一张凳子，坐到她床边，握住她的手。“阿婆，咱们先不谈手术。要是您愿意，我们就在家里给您建家庭病床，我和护士定期上门换药，尽量让脚干净一点、舒服一点，也让您儿子能喘口气。您看行不行？”

她看着我，过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我又转头和黄先生商量：这段治疗的重点，不是“治好这只脚”，而是减轻痛苦、控制感染、尽量维持尊严和安稳。不做强行转运，不做激烈处置，先把老人当下的日子照顾好。黄先生听完，重重地点了点头。

#药品和体温计

那天回去后，我在家庭病床记录里写下了治疗目标，也写下了团队协作的需求。

家庭病床真正启动后，我才知道，一个社区里的医疗团队，平时看起来分散，到了需要的时候，真的能慢慢拧成一股绳。

李护士每周固定和我上门几次换药；药房的小廖帮我把老人近半年的用药重新梳理了一遍，发现她原来的降糖方案已经很难兼顾效果和安全，于是一起商量后调整得更平稳些；我们还联系了社区志愿者，每周抽时间上门陪阿婆聊天，也让黄先生能腾出一点时间去买菜，或者只是出门走一走。

这些安排听起来都不大，却一点点托住了这个快要被压垮的家。当然，去得最多的人还是我。

那段时间，只要下午门诊结束，我几乎都会带着出诊包过去。包里除了听诊器、血压计，还多了冲洗液、敷料、无菌镊、剪刀。那个房间不大，光线也一般，我常常弯着腰，借着窗边的亮光清创、冲洗、换药。腐肉一点点去掉，蛆虫一点点清出去，再把新敷料覆盖上去。

最开始，黄先生总是躲在一旁不敢看。后来，他开始给我递镊子、倒冲洗液；再后来，他学着帮母亲清理创面周围坏死的皮屑，动作很轻，也很慢。

换药的时候，我们说的话并不多，但日子久了，他慢慢会讲起家里的事。他说母亲年轻时很能吃苦，父亲去世后，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从没在人前说过累。说这些的时候，他常常低着头，不看我，也不看床上的母亲。

创面当然不可能恢复如初，但在持续处理下，坏疽没有再明显扩大，恶臭减轻了，腐败组织也少了。几周后，创面基底开始有一点点淡红色的新鲜肉芽冒出来。那点红色很小，可在那样的创面上，已经足够让人觉得安慰。黄阿婆脚上的病，没有被“治好”；但她的痛苦，确实被一点点减轻了。

与此同时，我每次上门，都会顺手给黄先生量个血压，也留几分钟专门听他说话。

起初他说得最多的是担心：“我妈要是突然不行了怎么办？”“她这样拖着，是不是我不孝？”到后来，他开始讲一些很日常的小事：“今天她吃了两口水果。”“昨晚总算睡得安稳一点。”“今天坐到窗边看了会儿树。”

这些话听上去平淡，却说明他整个人正在慢慢松下来。他的血压也从最初的168/102 mmHg逐渐回落，后来基本稳定在130/80 mmHg左右。比起加多少药，我更愿意相信，是有人和他一起扛了这副担子。

有一次，李护士回来跟我说，她去换药时，听见黄先生在阳台上哼歌。她说，第一次听见这个男人家里有一点轻松的声音。

到了七月，深圳的荔枝熟了。那天上午，我刚给阿婆换完药，黄先生让我等一下，自己下了楼。过了一会儿，他提着一个小竹篮回来，里面装着十几颗刚摘的荔枝，红得很新鲜，枝叶上还有水汽。

他说：“楼下那棵树，是我爸三十年前种的。我妈每年都说，等荔枝红了，摘给家里人吃。今年她下不了楼，我替她摘。丁医生，您一定要尝尝，桂味，很甜。”

我一下子有些愣住了。

这六年，我来他家附近随访过很多次，也从那棵树下走过很多次，只把它当作小区里一棵再普通不过的果树。从来不知道，那是他父亲种下的；也不知道，对这个家来说，它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段延续了很多年的日子。

我接过一颗，剥开壳，果肉很透亮，一口下去，甜味在嘴里散开。黄阿婆坐在窗边，朝这边看了看，难得笑了一下，说：“吃，多吃点，树上的，甜。”

就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被这个家庭真正接纳了。不是病人给医生送了一点水果，而是这个家把他们记忆里的一部分，分给了我。

后来那段时间，每次换完药，窗台上总会放着几颗剥好的荔枝。有时是黄先生准备的，有时是阿婆坐在一旁看着他剥。数量不多，五六颗，装在一个白瓷碟子里。他说：“新鲜的，您吃几颗。”

我没有再推辞。因为我知道，那不是客套，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信任，也是在替阿婆完成一句早就说过的话：等荔枝红了，要摘给家里人吃。

四个月后的一天清晨，黄先生给我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很平静：“丁医生，我妈今天早上五点多走了，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谢谢您，让她最后这段日子，没有受太多罪。明年荔枝熟了，您再来。”

挂了电话，我站在社康中心窗边，半天没动。

后来整理家庭病床终末记录时，我在最后一页签上名字，写下：患者于今晨离世，家属情绪平稳，家庭病床服务终止。

荔枝

写完以后，我忽然想起第一次吃到的那颗荔枝，果核被我随手放进了白大褂口袋里，后来竟一直没有丢。再摸到它时，已经干了，硬硬的，小小一颗。

那颗荔枝核后来一直留在我抽屉里。

它让我记住的，不只是黄阿婆生命最后的四个月，也不只是那只曾让我第一次上门时几乎失态的坏脚。它让我记住的是：作为家庭医生，我们并不总能改变结局，很多时候也并不能真正“战胜”疾病；但我们可以陪着一个家庭，把生命最后那段最难走的路，尽量走得平整一点、安稳一点。

控制感染、评估疼痛、监测照护者状态、调整用药、链接志愿资源——这些看上去并不惊天动地，却都是社区全科医疗真实发生的工作。我们做的不只是处理一个创面、开一张处方、记录一份病历，而是在一个家庭最慌乱、最无助的时候，和他们站在一起。

后来我再想起黄阿婆脚上的蛆虫，想到的已经不只是腐烂。

我想到的是窗边那把旧藤椅，想到的是黄先生从不会换药到学会轻手轻脚地帮母亲清理伤口，想到的是李护士、小廖、志愿者一次次上门，想到的是那棵种了三十年的荔枝树。

“虫与蝶”之间，其实未必隔着奇迹。

更多时候，隔着的是一个家庭医生一趟又一趟的上门，是护士弯下去换药的背影，是照护者终于敢松一口气的那个傍晚，是一个团队在社区里默默接住一个家的力量。

死亡没有被阻止，但一位老人的离开，不再是一片狼藉。她是在家里，在儿子身边，在熟悉的树荫和熟悉的气味里，安静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对我来说，这就是全科医学、也是家庭医生工作的意义。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公有版权）

作者简介

丁俊岭，男，全科医学专业，主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13年。目前任深圳市大鹏新区医疗健康集团三溪高源社康主任，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全科住培基层实践基地主任，国家级全科住培师资，广东省全科医生骨干师资，金牌家庭医生（RCGP认证），深圳大学实习指导教师，深圳市大鹏新区党校系统兼职教师。